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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介石抗日并非“被逼”,日记中多次要“雪耻”无奈时局千变万化
不少学者关注《蒋介石日记》并非为了研究蒋介石本人,作为中国近现代上重量级的政治人物,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,很多争议多年的问题可以通过日记来解密。九一八事变可以说是较为典型的一例。
1931年9月18日,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,东北军几乎没有抵抗便匆匆撤离,日军随后占领沈阳。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在九一八事变当夜,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达了“不抵抗”命令,导致沈阳沦陷。这一说法主要出自张学良的秘书郭维城的回忆文章:“九一八事变当时,张学良将军等在北平,一夜之间,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,南京方面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,把枪架起来,把仓库锁起来,一律点交日军。”还说,蒋介石的电文至今还保存着。这段话言之凿凿,遂成为定调。尽管从没有人见过那些所谓保存至今的电文,而张学良晚年也亲口否认了这一说法,并承认:“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,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,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⋯⋯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。”但仍不乏有人认为这是张学良想为蒋先生洗脱污名才主动背的黑锅。《蒋介石日记》公开后,进一步解开这个谜题:九一八事变当天早上,蒋介石登船前往江西对红军进行“围剿”,下午在船上研究地图和阅读《中山全集》,当晚事变发生时,蒋介石在船上,对东北惊变毫不知情,自然不可能从南京拍发“不抵抗”电报。直到19日,蒋介石才得知沈阳和长春被占领的消息。
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这6年中,蒋介石推出“攘外必先安内”之政策,直到西安事变后才“被逼”抗日,这也是长期以来的定调。但翻阅蒋介石1931-1937年这6年日记,再结合当时历史事件进行分析,会发现无论历史事件,还是蒋介石其人都非常复杂,不能单纯作脸谱化处理。总体而来,蒋介石这6年一直在“攘外”和“安内”之间徘徊不定,侧重方针也在变化。如1933年元旦,日军侵略的步伐向山海关迈进,战争的阴云笼罩华北。这一天,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两行字:“雪耻之记,已足五年,今年不再自欺乎?倭寇警报日急,望自奋勉,毋负所生也。” 1月4日,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:“自今日起,每日记雪耻一则,总使倭寇敉平,国耻湔雪也。”然而仅在18天后,蒋介石却亲赴南昌指挥“剿共”,对苏区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“围剿”,最终迫使红军长征。
从蒋介石的日记来看,当时的他不但深刻意识到日军侵华的企图,并时常勉励自己不忘“雪耻”,但实际上却还是在实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之方针。因此不免有人质疑,是否蒋只是在日记中装腔作势,“日记强国”呢?实际上在红军长征前后,国内外的形势也十分复杂:日本虎视眈眈,苏联居心叵测,德国若即若离。此外伪满军、伪蒙军多次挑衅,各省势力同床异梦,国民党内政敌蠢蠢欲动⋯⋯蒋介石面对这样一盘棋局,所谓“安内”也并非单纯指对付红军。如1934年1月28日的日记中,他写道:“宁夏孙匪(孙殿英),新疆盛阀(盛世才),必为国家大患。”与此同时,蒋介石也深知中日战争不可避免,在对日抗战必须提前部署。早在1933年8月17日,蒋就在日记中写下“大战未起之前,如何掩护准备,使敌不加注意,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”。次年12月29日,红军主力已从苏区撤离开始长征,蒋介石又在日记写道:“若为对倭计,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,避免内战,使倭无隙进而乘,并可得众同情,乃仍以亲剿川、黔残匪以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,亦未始非策也。当再熟筹之!”
这一则日记信息量极大,结合之后蒋介石的作为,可得知这么几点:第一,蒋介石预见将来中日必战,重心从“安内”转向“攘外”;第二,经过第五次“围剿”后,蒋介石认为红军的威胁已消除,剩下的只是可以利用来让中央势力进入西南地区的“残匪”。第三,他抛出经营西南的计划,西南对其重要性,正如其一个月前在日记中所写:“如经营四川,应注重驻地,以对倭、俄寇与两广皆能顾到为要也。”
1934年底至1935年秋,蒋介石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去实行这个计划,先后控制贵州,渗透四川,拉拢云南。抗战全面爆发后,西南能成为国民政府坚持长期抗战的根据地,与蒋介石在这几年的部署有直接关系。1936年冬季的绥远抗战爆发,蒋介石对日政策也由之前的退让转变为强硬。11月23日的百灵庙战役就是蒋介石亲自部署、指挥的,此役粉碎了日军在内蒙古炮制第二个伪满洲国的阴谋。当时蒋介石还制定了收复商都的作战计划,以期扩大战果,只是20天后(12月12日),西安事变爆发,绥远抗战被迫中断。绥远之役发生于西安事变之前,故而说蒋在西安事变之后才“被逼”抗日并不准确。
整个抗日战争时期,蒋介石作为中国最高统帅,地位之特殊不言而喻,日记中绝大多数文字记载了他对当前军政大事的处理经过、对国际时政的种种看法等。因此《蒋介石日记》对于抗日战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,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历史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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